如果将人物逝去比做流星滑落，金庸应该是2018年最耀眼的中国流星。贩夫走卒以至达官贵人以各种形式进行悼念，一时备极哀荣。然而如今毕竟是快节奏时代，即使是金庸，也难以得到长时间的关注。现在来炒冷饭，正因为我认为除了作为武侠小说作者之外，金庸还值得更多的关注。

一

还是从小说说起。

我第一次接触金庸的作品，是在初中的时候，当时大陆还没有正式引进，看武侠小说还被认为不是好学生所为。我从同学手中辗转得到一卷《射雕英雄传》和一卷《倚天屠龙记》，读来颇觉得引人入胜，只是当时并没有机会看到完整的作品。

后来上高中，我的文学兴趣转向了更多探讨人性的严肃作品，金庸的小说在闲暇的时候读过，觉得好看，但也就是好看而已。

一直到后来工作了，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，我常常跟友人慨叹很难找到高质量的中文，因为报章杂志上的中文多半面目可憎，而公认的大家文字往往并不好懂。想来想去又想到了金庸的小说。

金庸的小说我并未全部读过，但就我的体验而言，其文笔洗练流畅，情节曲折动人，是以吸引了大量读者。在文笔方面，金庸继承白话文传统，拒绝西式中文，善用白描手法，阅读起来流畅自然。在冲突设计和叙事手法上则大胆借鉴西方通俗小说和戏剧手法，每每引人入胜，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。

除此之外，金庸小说拥有鲜明的中国色彩。不仅大部分作品有实际的历史背景，连故事情节也跟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。

小说中的中国元素俯拾皆是，从衣冠服饰，典章制度，饮食烹饪、天文历法、风俗礼仪，宗教哲学，可以说无所不包。

在金庸小说中可以看到典型的传统中国人的言谈举止，待人接物，以及权衡决断。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会很容易获得共鸣。金庸小说在华人中受到广泛欢迎，以至于“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“，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。

二

在表面元素之下，更值得起咀嚼和回味的是小说的精神内核。

贯穿于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，其实并非金庸首创，譬如史记有游侠列传，唐传奇小说中有侠客形象等等，他们见义勇为，锄强扶弱，除暴安良并且个性鲜明。但金庸对侠义精神进行了丰富和升华。在神雕侠侣中，作者借郭靖之口说出，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。行侠仗义不局限于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还需要有全局的、历史的思考，才能成为侠之大者。

在金庸最重要的几部作品中，射雕三部曲发生于南宋末年，倚天屠龙记发生于元末明初，鹿鼎记则发生于明末清初。雪山飞狐开篇于乾隆年间，叙述的则是崇祯之后闯王卫士的故事。这些都是华夏文明面临异族入侵，文化存续系于一线之际。小说中的侠客分属各个门派，不免门户之见，但是于民族大义面前总能放下成见，一致对外。这种民族大义，是金庸小说之前的侠义精神所不包含的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金庸小说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英雄形象，与杨家将、说岳全传等一样属于中华文明的英雄史诗。

三

而金庸小说对于传统也有诸多突破。

前面提到在情节设计上大胆借鉴西方手法，其中最为知名的，当属雪山飞狐。全部故事前后100多年，横跨江南关外，全由几个人物在一天时间内从不同角度讲出，恰如透过锁眼看世界，而读者则透过这些不同角度的讲述，拼贴出事件的全貌。这种精巧的构思和调度能力，可说是臻于化境。

在思想层面，如果说金庸对于侠义精神的提升仍然是合于传统价值的，他对于民族主义的探讨就开辟了新的领域了。

乔峰本来是契丹人，幼时父母为中原武林高手所杀，由汉人抚养长大。乔峰此时的民族认同就是汉人，视契丹为不共戴天之仇。但他后来目睹宋军残杀契丹平民，立即挺身而出，将大宋官兵杀尽。此时可以说在乔峰心中的人文价值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认同。

后来乔峰明白自己是契丹人，身份认同的危机引发了更加深入的思考。“从今以后，不以契丹人为耻，也不以大宋为荣“。此后更迫使耶律洪基发誓不侵犯大宋，旋即自杀身亡。

此种行迹，可谓杀身成仁，属于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。身份认同与人文价值的冲突，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夷夏之辩。而这种对主角的身份认同危机的探讨，则从未见于传统小说。

此外，在后期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，金庸对于囿于传统价值导致的虚伪和陈腐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弄。笑傲江湖对于文革的影射，类似于动物庄园之于斯大林的大清洗。这样的作品形态，在传统文化中也是不曾有过的。

四

那么，为什么72年之后不再写小说了呢？

金庸自己没有回答过，但作为外人不妨揣测。

从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一类来讲，经过金庸的探索尝试，各种叙事技巧和冲突模式似乎已经被穷尽。无论是夺宝模式，门派纷争还是孤儿寻仇，在十五部小说，凡八百万言里面都有过了，再写难免重复。

从思想层面看，金庸小说描绘的时代晚至清朝乾隆年间。金庸小说所描绘的民族冲突中，以文明程度论，总是中华文明处于优势地位。虽然在冲突中处于劣势，但外部文明也都认可中华文明，“无不慕我中土风土人情”。处于劣势的原因通常是奸臣当道，皇帝昏庸等等，应对之道则在于铲除无道，延续中华文明。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面对异质文明冲击时的固有应对模式，金庸小说延续了这种模式。而在清朝之后的民族危机中，中华文明已经不再处于优势地位，这种应对模式已经失效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封笔，应该算是非常智慧的选择了。

五

金庸从1955年发表《书剑恩仇录》，至1972年《鹿鼎记》完成后封笔，计有小说15部。小说在报纸上连载，一时洛阳纸贵，后续影响广泛，以至于小说家身份掩盖了其他身份。实际情况是，金庸于1959年创办《明报》，并亲自撰写社评二十多年，以“左手写社评，右手写小说“传为美谈。明报在文革期间反对极左，捍卫传统文化，被香港左派分子攻击，甚至受到死亡威胁。

文革之后，金庸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，为基本法草案提出了“政制协调方案”并获采纳，使用至今。

在八//九镇压之后，金庸接受电视台采访，表达失望之情以致哽咽流涕。之后更辞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职务，以示抗议。

明报后来成立了出版社，最终于1991年成立“明报企业有限公司“并上市。上市后金庸退出管理层，在当时的香港富豪榜排名64位。

至此，以世俗眼光来看，金庸的一生已足够圆满。以传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来考察，应该说金庸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。但金庸对于自己的追求，仍然不止于此。

2005年，金庸在81岁高龄前往剑桥大学深造，并取得历史硕士学位。其后于2010年完成博士论文《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》，取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。真可谓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选择在剑桥研习中国历史，更说明金庸的心态开放，能够放下中国人的骄傲，到异邦去学习中国历史。依个人浅见，可说是金庸对于中国人内涵的丰富和升华。中国人金庸，不仅活出了传统典范，更活出了新的境界。

传统中国人讲仁义礼智信，讲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。而在金庸之后，我们还应该继承金庸树立的新标杆，拥有全球眼光、开放心态和对真理孜孜以求的姿态。

中国人金庸，再见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