标题其实是我对Niall Ferguson的2012年睿思讲座之一，“Civil and Uncivil Society”的翻译。
我从2013年开始听Podcast，第一个对我影响深远的节目就是2012年的睿思讲座，主题是“The Rule of Law and Its Enemies”, 而”Civil and Uncivil Societies”是最后一讲。我从这一讲听起，因为开篇的故事很有意思——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扶轮社——主体内容很有价值，结尾的问答更是火花四溅，我被深深吸引进去，这才进入了Reith Lectures这个宝藏。其实我很早就翻译了这个系列，但是因为其中多处谈到中国事务，放出来难免惹事，就一直躺在电脑里。现在人工智能大发展，翻译的价值有限，也就没那么多热情了。
最近看了Veritasium最近的一起节目，尤其是后半部分关于不同策略的竞争仿真实验，觉得深受启发，觉得这种出于自利的信任与合作，恰恰是文明程度的关键指标。
根据视频的仿真实验，胜出的策略有四大特征：1. 友善；2. 宽容；3. 不当怂包；4. 明确。其中1和2是为了能够达成信任和合作，3是为了不被利用，4则是为了不被误解。
结果出人意料之处在于，符合这4大特征的策略，比如“一报还一报”，不可能比对手得分更多，却能在长期表现优异；而那些恶意策略，不可能比对手得分更低，长期表现却非常差。
回头想想这个结果又不意外，因为合作比不合作的总产出高三倍。增加的产出并不来自对手，而是来自游戏中的银行家，在现实中通常对应的是外部世界。
其中的要点在于，某个策略表现如何，也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。愿意释出善意的策略，也必须在一个不太差的环境中，才能够生存，发展，乃至改变环境。
“一报还一报”等友善策略能够在仿真中胜出，因为参与仿真的其他策略足够多样化，才为友善策略的发展提供了空间——在第二次仿真中，大约一半参与者是友善策略。如果“一报还一报”的对手都是充满恶意的恶霸，“一报还一报”的结果也会很惨。
而友善策略只要有机会在某个孤岛中发展壮大，就有机会在全人口中占据多数，从而改变环境。
如果是这样，完全可以想象，在这样的孤岛中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外界逐步提高，差距逐渐拉开？这是不是可以解释大分化的起源？
在2012年的Reith讲座中，Niall Ferguson提到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在各方面与其他文明拉开差距。这种大分化的原因，在于制度的不同，对此我十分同意。但是制度如何不同，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论。
比如Niall Ferguson本人总结了6种西方制度的六种杀手级应用：经济竞争、科学革命、现代医学、消费经济、职业道德，以及法治，拷贝这些应用的国家都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。
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（Why Nations Fail）的作者则认为，1688年的光荣革命使得英国脱了榨取式的（extractive）政治制度，进入广纳式（inclusive）经济。
Douglass North等人则区分两种社会组织模式，有限接触模式（limited access pattern）和开放接触模式（open access pattern），后者的经济发展更好。
这些说法各有其道理，但总感觉没有直达核心。如今看了Veritasium的视频，不禁想象，真实的情景会不会是这样：
在文明的早期，整个交易环境非常恶劣，绝大多数人类活动（尤其是经济活动）都无法广泛使用善意策略，所有人都被锁定在次优状态，产出很低。善意策略可能随机地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文明中反复出现过，但是很快被恶意策略所利用、盘剥，无法形成可持续的团簇。
而在西欧，由于中世纪政权的碎片化，产生了多样化的竞争环境，为友善策略的生存提供了空间，形成了可持续的团簇。
这种友善策略导致信任和合作的发展，产生了自由市场，后来发展出市场经济。
而这样的发展历程，同时伴随参与者对环境的改变，这就是制度的改变，这些制度为友善策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，因此西欧的产出效率才会远高于其他地方。
因此，如果说是制度创新导致了西欧的大发展，我们还需要追问这些创新如何促进了西欧的大发展，以及这些创新为什么出现在西欧。
对此我的回答是，在一开始，西欧碎片化的政治版图为友善策略提供了空间，使得陌生人之间的、长周期的交易成为可能；而当人们普遍地从中受益，就开始逐步把这些交易习惯制度化下来，比如股权、有限责任公司、专利制度等等，这些制度为友善策略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，由此进入一个正向反馈，使得西欧的生活标准很快远超其他文明。
其他文明可能会照抄一些制度，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；但如果不能进入正向反馈，则制度并不能稳定，因为在其中遵纪守法的人会被狡诈之徒反复利用。